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写作素材:曾巩和王安石的交往与友谊_3000字(2)

网络资源 2019-10-17 22:51:54

       而且,当时人对仁宗的态度,并不简单是对一个君王的态度,实际上也是对儒家思想学说的态度,仁宗所作所为,在曾巩等人看来,正体现着儒家的思想。而王安石的变法,则带有法家的色彩,而与儒家思想有异。王安石对商鞅表示尊重,其诗《商鞅》言:“自古驱民在信诚,一言为重千金轻。今人未可议商鞅,商鞅能令政必行。”应该注意,中国古代的法家的“法”,与现在的“法制”不是一回事。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,最重要的有两家,这就是儒家和法家。儒家的特点是站在“臣”与“民”的立场上,代表臣和民对君王提出要求。他们强调的是“德”,这“德”主要是对君王提出要求,要求君王成为“有德之君”。(儒家政治理想是什么商鞅徙木立信论翻译)

  而法家的特点,是站在君王的立场上,为君王献计献策。以他们的“法”来帮助君王控制臣子和百姓。正因如此,儒家学者对这样的“法”是很警惕的,他们往往着眼于“法”的负面性或副作用,提出批评的意见。古代的对于法家重视法制,令行禁止,他也是赞赏的。曾巩对“法”是有些警觉的。皇佑三年(1052)曾巩作《送丁琰序》:“天子大臣患天下之弊,则数更法以御之。法日以愈密,而弊日以愈多。岂今之去古也远,治天下卒无术哉。”王安石强调“法度”的重要性,而曾巩却认为“法日以愈密,而弊日以愈多”。显然,两人的看法很不相同。

  王安石自然并非完全反对儒家思想,不过,在他的心里,事功为第一,儒家思想放在其后。王安石曾做《大人论》,文中列出“大人、圣人、神人”三类并加以区别,提出:“由其道而言谓之神,由其德而言谓之圣,由其事业而言谓之大人。古之圣人,其道未尝不入于神,而其所称止乎圣人者,以其道存乎虚无寂寞不可见之间。”在他的心目中,道、德、事业齐备的人称为神人,孔子事业不显,只能称为圣人。而且,因重视事功,那么,除儒家思想之外,别的思想,如法家的思想,自然也可以用,而不是非用儒家不可,进一步说,就事功的建立而言,儒家思想的价值倒并不是很大。这样的观点,显然是儒家信徒所不能接受的,曾巩也不能接受。在真正的儒者心中,立德才是最重要的,而立功是第二位的。

  人们早就注意到了曾巩和王安石交往中这种“始合终暌”的现象。但多是把王安石的个性乃至人品问题看作是曾巩疏远他的原因。

  宋陈鹄在《耆旧续闻》卷二中说:“介甫微时,与曾子固甚欢,曾又荐于欧阳公,既贵,而子固不屈,故外补近二十年。元丰末才召用,又每于上前力诋子固与苏子瞻”。

  元人脱脱在《宋史·曾巩传》记载:“(巩)少与王安石游,安石名誉未振,巩导之于欧阳修。及安石得志,遂与之异。神宗尝问:安石何如人?对曰:安石轻富贵,何吝也?曰:臣所谓吝者,谓其勇于有为,吝于改过耳。”给人的印象是,王安石的“吝于改过”,是曾巩疏远他的原因。

  清人钱大昕在《十驾斋养新录》卷十六中说:王安石作《韩子》诗:‘纷纷易尽百年身,举世何人识道真?力去陈言夸未俗,可怜无补费精神。’对韩愈加以非议。而曾巩对此不满,曾说:“介甫非前人尽,独黄帝、老子未见非耳。”讥王安石“非人太多”。认为这也是南丰后来疏远王安石的原因。对王安石的这种轻抵前人的做法,曾巩当是不满的,但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疏离的原因,更应是两人在重大社会问题上思想见解的不同。

  熙宁二年(1069),王安石得到神宗的信任,以参知政事推行新法,春风得意,而曾巩则自求补外得到批准,通判越州,自是在各处做了十二年的地方官。元丰六年(西元一○八三年),曾巩持母丧过金陵,王安石登舟吊之,同年曾巩病于江宁,王安石也曾去看望,曾、王二人之间仍个人的交往,但也仅此而已,两人在社会政治思想上,早已是“道不同不相与谋了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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